明朝有名的清官、廉官海瑞的廉洁在明朝独一无二，用海瑞廉洁做法，张居正被斩首10次都不多。那么张居正这样能干事的官员，为什么这样贪呢？主要保持自己的权力稳固，张居正权力稳固来自于后宫，皇太后和太监冯保对他好。这种“好”是靠利益关系培育的。张居正给后宫送礼从来不遮掩。这层关系稳固了，张居正的权力就稳固了。
而戚继光的后台就是张居正，戚继光的钱主要靠招兵吃空饷得来，他再把得来的钱送给张居正。那么戚继光做事就不怕了。
在后人眼里认为张居正纯粹是贪官。但在明朝体制下，想把工作干好，没钱不行。而钱从哪来，只得想办法贪。如果张居正没有皇太后当后台，他怎么能顺利推行他的改革。同样，戚继光没有张居正的后台，谁都可以收拾他。那他根本抗不了倭寇。
因此，明朝后期这种官场怪现象，反而能为明朝续命。像大太监魏忠贤想办法搜刮钱，自己也贪，但确保了朝廷有钱。他一死，崇祯来钱的路被堵死了，反而没钱了。这种怪现象也是明朝体制所形成，无法改变。许多年来，明代皇帝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，他做得尽管有些矫枉过正，但的确收到了明显成效，起到了整肃的效果。不但如此，就连宣扬廉洁方面，他亦有出色的表现，人们把他称为反贪楷模，正是人民心声的真实体现！
朱元璋登基后不久，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时在樵楼上吹起号角，并高唱：“为君难，为臣又难，难也难；创业难，守成更难，难也难；保家难，保身又难，难也难！”为了防止功臣们居功自傲，朱元璋特令工部制造了一种申诫公侯铁榜，对他们可能发生的各种不法行为逐项规定了处罚标准。洪武18年前后，朱元璋将自己编写的四本诰书印发给各位官员，让他们认真学习，引以为戒。洪武25年，他又亲自编写了《醒贪简要录》，亲自在奉天门向百官宣读，并颁布中外。每次诛杀贪污受贿的案犯时，朱元璋都要下令刑部将其罪行印发至各级衙门，广为张贴，还下令官员都要到刑场观斩，以受教育。
他还经常表扬并越级提拔清正廉洁的官员，以树典型。陶后仲在福建任按察使时，惩治贪官数十人，尽除宿弊，抚恤军民。朱元璋下令对其大力表彰。某官员曾向河南按察司佥事王平行贿，王平反而将其抓起来送审。朱元璋得知后，嘉奖了他，并提拔他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。对于能善始善终的循吏清官，朱元璋不仅给予重赏，还为他们修建府第；清官寿终时，朱元璋还亲自为其撰写祭文，以彰其德；他还命人将清官廉吏的事迹列入《彰善榜》、《圣政记》中，让其千古流芳……
正因为朱元璋下狠心反腐倡廉，明朝初期才出现了一批如陶安、陶后仲、郑士元、方克勤那样的清官，使得明初的政治清明，深得老百姓的拥护。
朱元璋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。清代的史学家赵翼曾说：“盖明祖一人，圣贤、豪杰、盗贼之性，实兼而有之者也，朱元璋的身上，豪气和匪气并存。但不论如何，他奇特的个性、传奇的身世、跌宕起伏的创业史以及独树一帜的治国驭人之术，都令人好奇，尤其是其刚猛治国、重典肃贪的手段也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。刚猛治国、重典肃贪的效果，其实并不理想！
在洪武年间，世道清廉，民生发展迅速，也为永乐、仁宣盛世打下了基础，有了北方的暂时安宁、有了恢宏的《永乐大典》、举世闻名的郑和下西洋。
由于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惩贪倡廉的有力措施，明初的吏治改变了元末“赂遗权要“、“蠹政厉民“的腐败风气，日趋清明。他实行“以猛治国“的政策，虽然杀戮过重，但确实整饬了吏治，同时强化了中央集权，从而为明朝前期的繁荣铺平了道路。
在这个时期的官场，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重典肃贪的高压下，叫‘官不僚生’一点不为过，做官者人人自危，惶惶不可终日，那时当公务员，应该是高风险职业，而且收入一般，远没有今天火爆抢手。朝中官员如惊弓之鸟，每天都担心自己脑袋不保，史料记载，官员们每天上朝，都要在家门口举行仪式，穿戴整齐，告别家人，交待清楚家事和后事，然后上朝，散朝时，家人在家门口等着，如果看到活人回家，就会长出一口气。在不知明日祸福这种极大的压力下，很多官员承受不住，纷纷表示自己就当白读了几十年书，情愿回家种地。
据统计，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，到洪武十九年（1386），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，大部分都被杀掉了。可是杀完一批，又来一批，朱元璋又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：“今后贪污受贿的，不必以六十两为限，全部杀掉！”朱元璋十分不解，为什么这些人饱读诗书，以所谓“朝闻道，夕可死”为人生信条，却在当官之后成了“朝获派，夕腐败”。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，官员倒是越来越少了，史料中有这样一个记录：该年同批发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，皆为进士监生，一年后，杀六人，戴死罪、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五十八人，可见当年提拨的新官员全部犯了法，无一幸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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